延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时期。陕甘宁边区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摇篮。

毛泽东对于边区工作，投入了大量心血。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就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在反腐倡廉、严肃纪律方面，陕甘宁边区也做出了榜样：高悬反腐利剑，强力正风反腐，严惩贪腐分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提升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望，树立起了清廉公正的政府形象。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其中，一位名叫肖玉璧的昔日英雄，最终蜕变为罪犯被枪决的案件，就给全体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也展示出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的决心。

中央执委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图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边区政府颁布暂行条例 加重贪污惩治力度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还成立了由何叔衡担任部长的中央工农检察部。从这时候开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训令如利剑高悬根据地上空，如霹雳震天响，让蛀虫休想走过场。

到了延安，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区时期的经验教训，对惩治贪污的要求更加严格。

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廉政建设就受到了高度重视。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10种贪污犯罪行为进行了界定。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继续强调廉洁政治，对党员队伍里的犯法者从重治罪。

各项条款中，都能感受到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严惩”、“禁止”、“从重治罪”等字眼，分量极重，力度极大。

战功赫赫的他 因贪污腐败被判死刑

反腐“重拳”之下，容不得一丝“情面”。

时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的肖玉璧就是一个案例。生于清涧县马家村的肖玉璧，贫苦出身，从小就给地主放马，受尽剥削压迫。1933年，他在家乡参加革命，成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在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肖玉璧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多次负伤，很快就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

1941年，肖玉璧却因为贪污3050元（边币），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边区报纸关于肖玉璧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图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0年初秋，由于多次负伤，加上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肖玉璧病倒了，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一天，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战士，认识了骨瘦如柴的肖玉璧。荣立战功的肖玉璧让毛泽东心生怜悯，他连忙叫来了警卫员，将自己的取奶证交给医生，让其每天去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保证肖玉璧的营养。

肖玉璧病愈后，被安排到了张家畔税务分局。面对财权的诱惑，肖玉璧开始走上了欺瞒组织、贪污挪用公款的不归路。甚至他还暗地里干起了倒卖食用油、面粉的生意，这些物资在边区都相当紧缺。

事情败露后，肖玉璧更是畏罪潜逃，叛变意图明显。被捕后，他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经审判后判处其死刑。肖玉璧不服判决，“不就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我对革命是有功的！”并要求面见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当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毛主席提到的黄克功从小参军，身经百战，曾任旅长。1937年10月，他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刘茜不从，他竟开枪将其打死。边区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也曾写信向毛主席求情，希望给他一挺机枪，由执法队督战，要死就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但毛主席同意法院的公正判决，黄克功最终被执行枪决。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黄克功案件材料上的批件。图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肖玉璧案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肖玉璧被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当时边区的干部队伍里，一度出现了贪污腐化的苗头，毛泽东意识到，此风不刹，无以正民众视听。此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政府形象树立

在延安时期，严明的纪律下，肖玉璧案件只是个例。大多数党员干部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于特殊时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很多人印象中，毛泽东总是穿着一双棉布鞋，麻布衣服上，摞着厚厚的补丁。他日常饮食也非常清淡，多吃土豆。如果说毛泽东和其他人在饮食上有区别的话，那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吃的是土豆丝，别人平时吃的是土豆块。

不仅如此，彭德怀、林伯渠、谢觉哉等均起到了廉洁的表率作用。例如，当时林伯渠住在一个窑洞里，全部家当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身边工作人员看他棉衣穿了多年已不保暖，为他申领了一套新棉衣，却被他拒绝。眼镜腿儿断了一条，他便自己用一根绒绳缠好继续使用。

“只见公仆不见官。”清廉的政府形象，在老百姓心中日益加深。

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不仅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圣地，而且也是当时全国最廉洁的地方。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就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工作人员清正廉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处贪污案件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由于严查贪污腐败案件，大力培育优良党风和政风，使整个边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当时国统区贪污成风、社会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因为如此，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感慨：“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他将延安和重庆作了比较，发自肺腑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后更是认为：“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