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西部地区往往自带标签：内陆、交通不畅、欠发达……然而，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和“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等提出，“中国西部”这四个字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3月10日，仲量联行发布的一组数据，让我们从4个不同的维度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中国西部。

解读数据之前，不妨先跟随中国西部的“开放之路”，看看这些年的西部地区发生了什么。

【附图表历程】

2020年的经济环境持续存在不稳定因素，疫情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根据仲量联行的研究发现，跟过去、以及现阶段的其他区域相对比，中国西部的发展优势在逆境中愈发凸显。

西部经济发展“韧性”何来?这背后是什么在支撑?我们将从四大视角切入，层层递进，一睹中国西部逆势上扬的生长因子，解读西部头部城市成都、重庆、西安在新格局下的发展机遇。

视角一：

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打开新格局，重塑“中国内陆开放高地”

在传统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闭塞”的标签在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与充足的“资源”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资源”储备不足，生产力转换效率低下，是经济发展难以实现质的飞跃的主因。而经济基础薄弱又会导致“资源”吸附能力不足，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然而今时今日，世界地缘经济新格局的成型将这一僵局打破。”仲量联行华西区研究部负责人朱建辉分析认为，中国西部的“资源”吸引力、经济增长势头已不可同日而语。

“资源”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现阶段可分解为三大主体——资本、人力资源、科技研发能力，即常说的“人、财、力”三要素。随着“资源”的有效导入，西部地区被注入了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这同时也在为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商业地产的可持续发展“助攻”。

当前，“人、财、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作用与化学反应，正在中国西部的土地上发酵。回顾过去十年(2009-2019年)的宏观统计数据，西南地区GDP名义累计增速达到258.6%，远超中国其他六大区域;西北地区GDP则翻了两倍，达200.1%，同样远超中国平均水平。其中，重庆GDP累计增长261.5%，四川229.4%，陕西215.7%，而贵州更是以328.6%的增速位居全国省级单位榜首。

如果说GDP增速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统计指标——进出口总额，则最能直接衡量经济外向性及开放程度。

根据仲量联行的统计显示，过去十年，西南五省县(市、区)的进出口总额累计增长424.5%，西北地区增速达到199.7%。对比东部沿海的四个大区，多个区域的参照值明显偏低：华东增长100.0%，华北96.6%，华南84.1%，东北65.9%。增速的直观对比下，中国西部在对外开放格局上的变化之大、革新之快均毋庸置疑，其经济可持续增长能量已然蓄势待发。

在朱建辉看来，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所拉升的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它更意味着中国西部正逐步提升对“人、财、力”的吸引力，这将成为构筑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基底，也是商业地产市场发展的根基。

视角二：

破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西部“比较优势”显现

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新阶段也留给中国西部一个可以利用“比较优势”的良好时机。何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西部地区正在给出自己的回答：

一方面，中国西部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劳动力和房地产成本低廉，对企业转移极具吸引力。面对越来越多的在华企业正重新审视企业战略及在中国的经营布局，中国西部尤其是头部城市的“比较优势”已然显现。

比较优势之遍地开花：科技研发各具优势，智能产业加码布局

互联网“第四城” ∙ 成都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成都正全面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高端软件、人工智能、信息网络六大领域，构筑“芯屏端软智网”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打造“程序员之都”、培育游戏及软件等新经济产业、研发王者荣耀等网红游戏……成都一马当先。随着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龙头企业，以及IBM、微软、甲骨文等外资企业的相继入驻，成都当仁不让成为中国西部的互联网产业领军城市。

智慧城市 ∙ 重庆

重庆将科技与制造业有机结合，正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产业，打造“智慧城市”。同时，作为中国“智博会”的永久举办地，重庆不仅培育出本土互联网企业猪八戒网，还吸引了腾讯西南总部、58同城西部总部的落户。惠普、宏碁、华硕等笔电品牌纷纷在渝投资;博世集团工业4.0创新技术中心、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等落户重庆，加码“工业4.0”战略等，推动重庆相关产业驶入快车道。

硬科技之都 ∙ 西安

依托航空航天、军工制造等硬核研发能力，西安致力打造“硬科技之都”。西安以先进制造业为发展导向，大力发展通讯、半导体、航空航天等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目前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研发制造集群。随着华为全球运营中心、比亚迪智能终端、三一西安产业园等项目的落地开工，西安在半导体、通讯等方面的研发和制造实力也将加强。

中国数谷 ∙ 贵阳

贵阳凭借云贵高原的自然先天条件，成为西部地区的“中国数谷”。2015年，首个国家级数据中心——“灾备中心”落户贵州贵安新区，贵州成为国家大数据中心三大基地之一。据《2019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显示，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仅次于北京和广东，位列全国第三。2019年，贵州数字经济产业增速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带动2280家相关上下游企业发展。

比较优势之质优价廉：房地产成本显优势，高性价比劳动力回流西部

房价的高低，影响着一个地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对吸引人才落户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企业而言，西部地区办公楼租赁成本远低于沿海地区。办公成本价差吸引更多企业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或区域总部，甚至将后台服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等职能开始向西部地区迁移。劳动力和办公租赁两大成本的降低，为企业运营大大“减压”。

“价美”的同时，“质量”也毫不马虎。一方面，一批“985院校”为产业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在国内极具竞争力;另一方面，近两年不断升级的“人才战”吸引了更多有为青年选择投身西部。在2019年应届生期望工作的城市中，成都位列前三，足以与一线城市一较高下。大量优质人才回流，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西部创造了可能性。

视角三：

跨越一线城市辐射半径，西部市场分享发展红利

中国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与长江经济带“三点一线”的经济发展格局。然而随着地理距离和城际通勤时间的增加，一线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从东到西逐步衰减。对此，仲量联行分析报告认为，中国西部的主要城市因远离一线城市，在经济起步时期往往无缘其发展红利，但相较于东部沿海的同能级城市，独享广袤腹地和资源的西部门户城市在区域经济实现厚积薄发、独立发展后，将更有机会成为区域中心。

“面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庞大市场，虽有距离阻隔，但身处沿海的企业们依然翘首企足，在中西部城市设立区域总部成为的首选，这也是中西部头部城市拥有企业区域总部数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同能级城市的原因。”仲量联行报告数据显示，以成都、武汉、重庆为例，三个城市分别吸引301家、294家、287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数量仅次于北上广，远高于其他新一线城市。

视角四：

效率优先、以点带面，优势资源汇聚内陆头部城市

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是经济从重“量”到提“质”的核心议题。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会向效率更高的产业、企业、地区、城市聚集，这便催生出“战略产业”“头部企业”“发达地区”“领军城市”等高转化效率的“资源聚集载体”。

“通过对城市经济首位度分析不难发现，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资源及经济向省会城市集中的程度远高于东部沿海省份。银川、西宁、成都、拉萨、西安都是西部省份的首位城市，其GDP在全省占比不低于35%。可见，欠发达地区的有限资源更易向头部城市集中。”仲量联行华西区董事总经理乔裕生说。

在其看来，资源向高效率地区聚集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更加经济的发展模式。当前，西部的资源正集中涌入成渝两地，使得重庆与成都的经济快速发展——重庆2015-2017年GDP增速连续蝉联全国首位，而成都在2019年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逆势实现7.8%的增速，领跑一二线城市。如此份量，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升格，成为中国第四大城市群。同样，在经济中心西安的带动下，西北地区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经济外向型特征更加凸显，“丝路经济”更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象征符号。

“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已从过去资源禀赋、先天决定的’东西差异’，转变为当今’城市群’独当一面、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与一线城市存在的天然地理距离，反而让中国西部地区的头部城市在新时期中把握机遇、后来居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乔裕生表示，在这个“效率优先”的时代，资源的逐利性亦注定了西部地区的“人、财、力”资源流向区域头部城市的局面，而成都与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双核，已成为中国内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有人才、有产业、有消费，才有商业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也是仲量联行持续看好中国西部及区域商业地产市场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