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在广安读天下》第二十七期 | 跟《道德情操论》学准则，在《阅读的艺术》品生活（三））

《我在广安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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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点读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杨绛先生曾说过“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是的，在这份属于书香的静寂中，自己的思想与视角会在读过一章一节时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文字会让自己站在书中各类型人物的角度去审视生活，从而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认识世界。

世事纷扰，相信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种体验，如果没有能力改变所遇到的一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一切，而你的人生态度，只有在不断的读书学习中，才能不断增加宽度和广度，才能在将来某一天你需要的某个时刻派上用场。听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获得的成就”。因此朋友们，尽管踏实下来，一步一步往前走，何时抵达只是时间问题，带着书本，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吧。

品读经典

《道德情操论》第二章论相互同情的快乐

——亚当·斯密

不管同情因何而来，也不管它如何产生，最令人开心的莫过于发现别人能与我们发自内心的情感产生共鸣;最令我们深受打击的也莫过于发现别人的情绪恰好与我们的相反。有些人喜欢从利己的角度来推断我们的全部情感、认为根据他们自己的原则来阐释这种开心或痛苦丝毫没有什么不妥。他们会说，人皆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也能意识到需要他人的帮助，一旦他发现别人认同他的情感就会非常欣喜，因为此时他就能认定别人会帮动他；同样道理，一旦他发现情况相反， 他就会郁闷痛苦，因为此时他认定别人会反对自己。但是这些快乐和痛苦的情绪绪都能被瞬间感受到，而且通常发生在无关痛本的场合，因此，很显然，这些快乐或痛苦的情感的出现，似乎并非出于这种有关自我利益的考虑。一个人竭力想取悦他的同伴，但当他环顾四周，却发现除了自己之外，别人根本就没有对他的笑话捧度，他线会觉得非常难为情；相反， 同伴的欢笑则令其极为愉快，他认为同伴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高度一致， 那就是对自己最高的赞赏。

他之所以感到快乐倍增，并非全然因为同伴对他的赞赏；他之所以感到痛苦，亦非全然因为没能获得同伴的共鸣而感到失望。诚然，产生快乐或痛苦的原因，大抵如此。一本书或一首诗，如果翻来覆去读了太多遍，我们会发现自己再独自阅读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为同伴朗读中得到乐趣。因为对同伴而言，此书或此诗依然充满了新奇的魅力，读来令其极为兴奋，这自然也令其极为惊喜，大为赞赏，此时我们就感受到阅读给同伴带来的乐趣，虽然我们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阅读的快感。此时此刻，与其说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眼光来体会诗书所描述的思想，不如说是从同伴的角度来体会这些思想。我们感到同伴和自己志同道合，这令我们兴奋不已。相反，如果同伴看上去并不欣赏这首诗或这本书，我们就会郁闷不已，于是就再也不觉得为他朗读此诗或此书有任何乐趣。这里的情况与前面所说的事例同样表明:毫无疑问，同伴的欢乐激发了我们的欢乐；同伴的沉默不语，无疑也令我们极为失落。虽然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何一种情形会令我们愉快，而另一种情形会令我们痛苦，但这也绝不是令我们愉快或痛苦的唯一原因；此外，他人的情感与我们产生共鸣，似乎是令我们快乐的一个原因，而缺乏共鸣，则令我们痛苦。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加以说明。朋友因为我开心而表示同感，这种同感又使我的快乐倍增，这可能真的令我极度愉悦。但是朋友对我的痛苦表示同情，如果这种同情只是加剧了我的痛苦，那么他的同情丝毫也不能令我开心。然而，同情既能增加快乐，也能缓解悲伤。同情可以另辟蹊径，为产生满意的情绪提供另个渠道， 以增加我们的快乐;同情也会令人觉得它是当时唯一可以接受的情绪，从而温暖我们的心房，缓解我们的悲伤。

由此看来，我们更渴望向朋友倾诉的是自己不愉快的情绪，而不是愉快的情绪;令我们深感欣慰的是朋友对我们的闷闷不乐表达同情，而不是朋友对我们的欣喜之情表示同感;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不快乐缺乏同情，则令我们深受打击。

不幸之人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与之倾诉自己悲伤原因的人，是多么宽慰的事呀!有了他人的同情，似乎自己的痛苦减轻不少。那么，说他人分担了自己的痛苦也未尝不可。他人不仅能够感到不幸者的悲伤，好像还能够分担其部分痛苦，从而减轻不幸者的重负。然而，在倾诉自己的不幸之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经历了自己的痛苦。回想起以往那些令自己备受煎熬的情形，他们的眼泪会比从前经历痛苦之时流得更快，他们会再次沉浸在痛苦无助之中。但是很显然，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安慰，因为他人的同情带给他们的慰藉，弥补了他们内心的伤痛;他们之所以重新唤起自己的痛苦，就是为了博得这种同情。相反，对于不幸者来说，最无情的打击莫过于对他们遭受的灾难熟视无睹，漠不关心。面对同伴的快乐而无动于衷，似乎不过是失礼而已;但是当同伴向我们倾诉其困苦时，却摆出一副毫不动容的姿态，那简直就是十足的不近人情了。

爱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感情，恨却是令人不快的感情。因此，我们虽然渴望朋友们接受自己的友谊，但我们更加急切地期待他们能与自己同仇敌忾。我们春风得意，他们漠然处之，我们会表示原谅；但是一旦我们遭受伤害，他们仍然表现得若无其事，我们就忍无可忍了。同样，我们心怀感激，他们却不能体会，我们固然气恼；但是，如果我们愤懑不平，他们仍然毫不同情，却更加令我们恼怒不已了。对他们来说，不想和我们的朋友成为朋友，这可能很容易做到；但是要想和我们的敌人成为朋友，那就几乎不可能了。如果他们与我们的朋友反目失和，我们很少抱怨，虽然我们有时也会因此与他们略有争执；但是如果他们与我们的敌人友好相处，我们就会真的准备与他们舌战到底了。爱和快乐这种情感，总是令人愉悦，无需附加任何其他的乐趣，就能满足和激励人心；悲伤和怨恨，却总是令人伤心不已，痛苦难当，极需同情之心来加以平息和抚慰。

无论怎样，当事人会因为有了我们的同情而高兴，会因为无人同情而伤心，所以我们在能够同情他时，我们自己似乎也十分高兴，同样，我们无法做到时也会感到内疚。我们不仅乐于向成功人士表示祝贺，也乐意向遭受不幸之人表达同情和安慰；和一个我们完全与之性情相通之人谈话，我们会感到极其快乐，这种快乐大大地弥补了目睹其痛苦境况时我们感受的痛苦。相反，不能向对方表示同情总是令人不快的；而且，感觉自己无法为对方分忧，也会令自己郁闷不安，不会因为自己可以免遭由同情带来的痛苦而感到开心。如果我们听到一个人为自己遭受的不幸而哀号，但是又设想这种不幸一旦落到自己身 上并不会产生如此剧烈的影响，我们就会对他的悲号感到震惊，认为他的悲痛表现有点过分；并且，由于我们无法体谅当事人的情绪，我们反而会认为他胆小懦弱。反过来也一样，另一个人如果因为交了好运而高兴过度得意扬扬的话，就会令我们生气，我们甚至会对他的过度兴奋表示不满；而且因为我们并不认同这种情绪，就会觉得那人轻率、愚蠢。如果同伴听到一个笑话而大笑不止， 而在我们看来却根本不值得为之大笑，那么我们会认为同伴笑得超过了应有的分寸，我们甚至会为此大为光火。

品味生活

《阅读的艺术》改变：从阅读开始（三）

——聂震宁 

随着清朝晚期积弱积贫、内外交困，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开始阅读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翻译出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被称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的阅读，将西方近代各种先进的思想学术成果带入中国，深刻影响到社会思想和各种学术的发展，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世界文库”，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遗事》等世界名著。

随着“西学东渐”，国民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把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就有许多西学书籍。于是各式各样的图书馆也开办起来。1902 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发布诏告，要求各大学堂设立图书馆。1905年，中国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图书馆。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我国国民阅读-件划时代的事件。只是，各省陆续建立公共图书馆，则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的国民阅读，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值得回顾，那就是1905年的“小说界革命”。1902年 11月，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的论断，并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首先强调了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和传播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还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同时，他还指出，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我国新小说作品蜂拥而起，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这些可读性比较强的长篇小说及-大批具有较强现实感和改良精神的短篇小说，引发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国民阅读小说的热潮。历史学家认为，包括“西学东渐”和“小说界革命”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改良精神的出版物的成书和阅读，与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有着很明显的因果关系。甚至，据说我国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曾经认为，晚清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和传播对辛亥革命也都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后，我国更是进人一个急剧转型和连续转型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民阅读更是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回顾，辛亥革命是20世纪我国第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当时的国民阅读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下面，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之后的若干重要历史关头的国民阅读状况来看阅读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我国20世纪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全国就出现了400多种刊物。这些刊物发表各种学说并竞起争鸣，社会阅读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很大反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进步青年最为追捧的杂志。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 依托《向导》《共产党人》等报刊及兴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党校，广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壮大革命者队伍。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还是创立后的长期艰苦斗争，发展壮大，革命书刊和进步书刊的传播和阅读都一直相伴而行， 起到了引领和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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