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在广安读天下》第二十八期 | 跟《道德情操论》学准则，在《阅读的艺术》品生活（四））

《我在广安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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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点读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说：读书使人心明眼亮。意思是：多读书能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道理，明辨是非。

一个人心灵的成熟，思想的深度，以及品德和修养，都离不开阅读的渗透。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提高道德认识，发现自我的不足，从而不断完善自身的欠缺。所以只要我们在书本中不断挖掘和探索道理知识，每一次都能开阔视野，获得新知。有人说：当一个人读的书越多，他的人格就越接近完美。为了更好的自己，让我们热爱读书吧！

品读经典

《道德情操论》第三章从看他人的情感和我们的情感是否一致，来判断这些情感是否得当

——亚当·斯密

当事者激情洋溢，旁观者感同身受，二者的情绪完全一致，那么后者必然会认为这些情绪表现正确得体，而且符合客观实际;相反，旁观者一旦设身处地，发现当事人的原始情感并非自己心中所感，就会认为这种情绪既不正确，也不恰当，与激发情感的原因不相符合。因此，认为别人的情感符合实际，因而认同他们所表达的情感，其实就是说我们完全理解他们;如若不然，就等于说我们一点也不理解他们。一个人如若对我所遭受的伤害表示不满，并认为我所表现的愤恨与他的感觉恰好一样，那他必然能够理解并认同我的愤恨之情；一个人如果完全同情我的悲伤，他就不能不承认我的悲伤合乎情理。一个人如果和我一样对同一首诗或同一幅画表示赞赏之情，他必然会认为我的赞赏是正确的。一个人会为了同一个笑话而与我一起捧腹 ，他就无法否认我笑得十分恰当。相反，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与我的感受不同，无法体会我的情绪，或者说不能全然认同，甚至不能部分认同我的情绪，那么他必然会与我的感受不一致，因而无法赞同我的情绪。如果我的仇恨超出了朋友所能产生的相应程度的愤慨，如果我的悲伤超出了朋友所能表示的最亲切的体恤之情，如果我的赞赏太高或者太低，以至于同他的赞赏程度不相吻合;如果他仅仅是微笑而我却放声大笑，或者相反，他在放声大笑而我却仅仅是微笑;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一旦思考权衡了客观情况，并开始观察我受此影响的程度，就必然会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反应有所不同，而对我产生相应程度的不满;在这些情况下，他只能以自己的情感为标准和尺度，来判断我的情感是否得当。

如果赞同别人的意见，就意味着采纳这些意见;而采纳这些意见，也就表示赞同它们。如果相同的论据能够令你我都信服，我必然会赞同你的观点;如果它们不能够令你我信服，我必然会反对你的说法。我无法想象自己会赞同你的观点却不接受它。因此，人人都承认，是否赞同别人的观点，无非就是承认别人的观点是否与我们的一致。 我们是否能够认同别人的情感或激情，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千真万确，有时候我们似乎会在没有对别人产生任何同情或一致的情感之时，就会赞同其观点;因此在这些场合下，情感的认同和感觉一致之间就似乎存在差距;如果更为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相信，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赞同依然是建立于同情或者感觉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在一些并不起眼的事情中，人们的判断不易受到错误方法的误导，所以我打算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们可能经常会欣赏一个笑话，并且认为同伴的大笑很正常，也很合宜，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发笑，因为我们也许是当时情绪不佳，或者当时的注意力正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然而，我们依据经验就可以判断，什么样的笑话能在大多数的场合惹人发笑，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笑话就属于那一类。虽然就我们自己当时的心境而言，我们不可能轻易笑得起来，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在其他大多数场合中，我们自己也会由衷地与大家一起发笑。所以，我们对同伴的发笑持理解赞同的态度，而且觉得他因为这个笑话而发笑，实在是既自然又合宜。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一切情感上。大街上一个陌生人从我们身边经过，脸上带着极为痛苦的表情，而且我们立马得知他刚刚获悉父亲过世的噩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不赞同理解他的悲痛。然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既没能体谅对方强烈的悲痛之情，居然也没能想到应该对他表示最起码的关心，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人性，毕竟我们可能既不认识他本人，也不认识他父亲；而且我们当时可能正好被其他事务缠身，根本无暇想象到底是什么情况令他如此悲伤。然而，根据经验，我们完全了解，这种不幸自然会激发此等悲伤之情;而且我们也深知，如果当时花时间去了解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毫无疑问会向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正是意识到了这种有条件的同情，我们才赞同他的悲伤。即使我们有些时候并没有产生同情，但实际上也是如此。而且，我们会根据过去的体验，把握好应该在什么样的场合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并以此为据，来纠正我们当时不合宜的情感。

我们的内心情绪或情感会引起各种行为，并决定我们最终是会行善还是作恶;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或两种不同的关系着手研究:首先，可以从情绪或情感与产生它的原因，或与引起它的动机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其次，可以从情绪或情感与它意欲产生的结果，或与它势必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研究。

一种情感相对于激发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是否相称，决定了相应的行为是否合宜，是庄重有礼，还是粗野鄙俗。

情感的预期效果或势必产生的效果，是有益还是有害，就决定了它所引起的行为的功过得失，亦决定了这种情感是值得报答还是应该受到惩罚。近年来，哲学家们主要考察了情感的倾向性，却很少注意到情感同引起它们原因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人们的行为以及引发它的感情进行评判时，往往是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虑的。我们责备别人爱得过头、悲得过分、恨得过深时，考虑的不仅仅是它们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还包括导致其产生的那些微妙的诱因。或许，他所喜爱之人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伟大，他的不幸并非如此恐怖，惹他发怒的事情也并非如此严重，以至于能够证明他所表达的激烈情绪是必要的。但是，假如他们的情绪与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是相称的，或许我们就该迁就或赞同他的强烈情绪。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任何情感与引起它们的原因是否相称之时，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规则或标准，就是看它们和我们自己在相应的情况下产生的情感是否一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假如将这种情况与我们自己挂钩，我们就会发现它所激发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完全相符，我们就会觉得这种情感与激起它们的客观实际相符，我们自然会对这些情感表示理解和赞同;否则，由于表现得过分或者不相称，我们自然不会对此表示赞同。

人们皆以自己的各种官能作为判断他人相同官能的尺度: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怨恨来判断你的怨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判断它们。

品味生活

《阅读的艺术》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书

——聂震宁

我有一个建议， 建议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在动员民众阅读时，少说或者最好不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或“学而优则仕”一类的名言，少说或者最好不说“ 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一类的故事。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并非因为本人在极左年代中毒太深以致今天还不切实际，也不是因为伪善而羞于谈钱、耻于言利。“颜如玉”“黄金屋”我也喜欢，只要合理合法，有什么不好?至于“悬梁刺股”那样的苦读，千百年来感动、激励了多少青年学子，这样的故事自然应当千秋万代讲下去。可是，这样的故事最好不要拿来动员全民阅读。其实讲了也没用，倡导全民阅读，并不是倡导学生读书升学，没有人为了全民阅读非要弄得大家读书读得悬梁刺股起来不可。

我并不反对那种为了功名的阅读一现代人换了一种说法，叫作“读书改变命运”，都是为了功名而读书的意思。这样的阅读当然是社会所需要的。自隋朝兴科举以来，读书可以求得功名，传至清末千余年，虽然害过不少人，然而也选拔过不少经国纬世之才，不失为古代社会选拔读书人才相对公平有效的办法。现代社会，人才擢拔的路子逐渐多样，一个人成功的路径和标准可以大相径庭，然而，大中小学生读书，中考高考及考研、考公务员，无论怎么说，也还是目前绝大多数人才成长和选拔的主要路径。不读书将无以为考。至于许多专业人士，即便功成名就，仍然手不释卷，也还是为了事业上做出更大成就。这样的阅读就更应当提倡了。我们民族正因为有着诸如此类许许多多的苦读，才使得数千年来大量优秀经典得以传承，才使得“江山代有才人出”，才使得数千年中华文明源源不断延续至今。事实证明，读书获取功名一“读书改变命运”，如此宣讲读书的好处，来得最直接也最有效。这样的宣传又有何不可呢?

并非完全不可，只是我们现在倡导的是全民阅读，不是为了功名的阅读。

全民阅读并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目标的阅读。

什么是全民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曾经提出过“全民阅读”，1982年又提出过“走向阅读社会——八十年代的目标”，1995年决定把两大文豪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忌日——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及保护版权日”，现在一般简称为“世界读书日”。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宣言:“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可以将这段宣言看成是全民阅读主要精神的表述。这个宣言主张的是所有人都要读书，让所有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我国在1997年提出以全民阅读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工程，自那以来，又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正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的一种响应。

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我们可以理解到，全民阅读活动是为了更广大的人群“享受阅读的乐趣”的阅读活动，是要使得全社会、全民族都热爱读书的阅读活动。全民阅读不是为了鼓励全民通过阅读达到升学、升官、发财的目的，不是为了职场成功、快速成才而倡导阅读，也不是科学家为了发明创造的阅读，甚至也不是劳动者为了应对工作的需要和挑战的阅读，不是为了把种植技术、饲养方法学到手的阅读——尽管在全民阅读中，有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技术，改变了命运，事业上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但那毕竟是少数，而且这并不是全民阅读所要达到的目的。全民阅读主要是为了广大人群健康有趣地生活，为了个人的兴趣和修为而阅读，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生活，因为活着而阅读，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阅读最难于到达的一种境界。 君不见，有外籍人士撰文描绘道:在国际航空港和航班上，捧书而读的是欧美旅客，最不读书的是中国旅游团队;君不见，一位在北京留学的日本青年出书谈中国观感:中国人不爱读书，只照中国人不爱读书，无论经济上怎么发展，都是可以小瞧的;君不见，一次次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都在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年人均读书60多册，中国人均不到5册，我国近邻国家的人均阅读量也都在数倍上超过我们。难道中国人不愿意为了改变命运去读书?难道中国人宁可没有“颜如玉”“黄金屋”，也不去读书?或许可以这么说，正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改变命运”这一类的号召来鼓动人们去读书，尽在有用或无用之间讨论读书的好处，才导致全民阅读的状况始终得不到明显的改善。试想一下，一个人完成了求学任务之后还读不读书?一个人命运逐渐好起来了还读不读书?温饱问题解决乃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读不读书?当一个人到了人生旅程的休息阶段又不急于寻求书本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读不读书?事实上，那些国民阅读状况远优于我们的国家，早就成为发达国家，而那里的人们越发以读书为寻常之事，以读书为生活的一项应有的内容。这就是一种境界，一种以读 书为生活方式的境界，一种享 受阅读乐趣的境界，一种并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书的境界。

如此看来，全民阅读也并非全然不是为了什么。全民阅读的目的乃是全社会出于精神需求的阅读。

精神的问题需要用精神的办法来解决。推动民众阅读，还需要更多地往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寻找推动力，要往人们的精神活法上去寻求理由。在我看来，古人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名言有一种社会价值的召唤力;古人又称“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副对联有一种道德评价的吸引力;古人说“书犹药，善读之可以医愚”，不妨拿来作为提示加强个人修为的座右铭;通常人家常用的那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尤其需要落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来;至于被引用很多的古人“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代流行不衰，足见精神感召力之强盛。特别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20世纪的名言还要多说。这绝不是一种高蹈的大词，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中华要崛起，国民就要多读书，倘若国民全年人均读书量在国际上排位总是那么靠后，即便经济总量再增长，恐怕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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