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上帝赋予人们一种天性，让他们往往极为关注自身的状况。口腹之欲、悲欢之情、冷热之感，这似乎都是上帝给予人们的劝诫，指导他们应当选择或规避什么。对于每个人而言，人生的第一课，可能是由自幼照管他的人来讲授，其主要目的是教会他如何避免伤害。

等我们成年就会发现，为了满足那些最本能的欲望，为了获得快乐、免受痛苦，为了驱寒避暑，小心谨慎和未雨绸缪是达成这些目的必要手段——如果能合宜地做到这两点，就能掌握财富之道。

财富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所需，这是其首要作用。其次，我们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或别人对我们所拥有财富的猜测。我们渴望获得尊重、荣誉与地位，这种渴望激发了我们急于获取财富的欲望。相比于此，想要满足自身基本所需的渴望则相对弱了许多，因为满足基本所需很容易就能实现。

正如正直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地位和声誉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品行，或取决于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尊重以及好感。

通常来说，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及声誉，是评判生活幸福舒适与否的指标。而关注以上四个方面，恰恰是“谨慎”这一美德的职责所在。人们发现，相比于一夜暴富的快乐，家道中落的痛苦更为强烈。因此，安全是谨慎这一美德的首要考虑因素。 人们宁可小心谨慎，也不愿以自身的健康、财富、地位、声誉为赌注，从事任何激进冒险之举。在人们心中，如何保住自身已有财富才是首要大事，如何获取更多财富则退居其次。人们往往通过一些保守稳健的手段来积累家产，比如在所从事行业积累-技之长，日常工作时勤勉刻苦，生活支出厉行节俭，甚至某种程度上称得上非常吝啬。

对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谨慎之人总是保持认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学习的目的也不只是使他人相信自己了解那些东西。也许谨慎之人的天赋并不出众，但其所具备的往往都是真才实学。他从不会用奸诈的手段来欺骗你，也不会用自命不凡的傲慢来压迫你，更不会用浅薄无耻的自负来愚弄你——谨慎之人从不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才干。他谈吐淳朴、为人谦逊，从来不卖弄玄虚、自吹自擂来博取公众眼球。他凭借真才实学，在自己所属的领域收获赞誉，从不屑于通过拉帮结派来谋取利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艺术及科学领域确实存在大批结党营私之徒，这些人在所属领域颇具建树，而自认为是高贵品质的仲裁者，他们以相互吹捧、贬低对手为己任。 如果谨慎之人曾与此类团体有联系，那也仅仅是为了自保那样做不是为了欺骗大众，而是为了让大众免于受到此类团体的欺骗。

谨慎之人必然是十分真诚的，因为他害怕一旦谎言败露，就会使自己蒙羞。但是，真诚有时并不意味着直言不讳，尽管谨慎之人只说真话，但他也知道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吐露实情，他慎言慎行，从不对他人、他事安加评论。

谨慎之人，虽并非以心思敏锐著称，但却善于交友。他对待朋友从不过分热情，只会时不时地表达出关切与关爱，因而颇受豪爽的年轻人和涉世未深者的青睐。谨慎之人择友，看重的并非是他人获得的杰出成就，而是他人谦逊、谨慎的优良品行。很少有人能通过种种考验，成为谨慎之人的朋友，可是一旦成为朋友他们便会发现，谨慎之人的友情虽含蓄但又牢固且真诚。不过，尽管善于结交朋友，但谨慎之人却不善于社交应酬。他很少出席酒宴，因为这种社交活动多半只是为了欢愉和享乐，与他自我节制的习性并不相符，甚至可能会影响他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

谨慎之人与人交往时谈不上多么生动活泼，但他绝不会令人生厌。他往往极讨厌任性鲁莽，故而对于他人总是以礼相待，从不故作傲态，言谈举止也十分得体。长久以来，诸多才华出众或品德高尚之人，乐于通过逾规越矩来凸显自我——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到斯威夫特和伏尔泰，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到俄国的彼得大帝，莫不如此。他们那样做，无疑为后世树立了错误的榜样，后人只顾模仿他们的缺点，而对真正的优点置若罔闻。相较于这些人，谨慎之人可谓是树立了一个更完美的典范。

谨慎之人意志坚定、勤俭节约，能为了长久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安逸享乐，任何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都会对他表示由衷赞赏和支持。这个公正的旁观者，既不会因看到他人辛苦劳作而感到疲惫不堪，也不会因看到他人追逐欲望而蠢蠢欲动。对于公正的旁观者而言，他人的处境，无论是当前的还是未来的，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总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两种处境，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受到这两种处境的影响。然而，他也知道，对于那些当事人而言，当前及未来的处境绝不是相同的，二者必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他们造成影响。因此，公正的旁观者十分赞许这种合理的自我克制，自我克制的人，能通过与他们当前和未来的处境影响这个旁观者几乎相同的方式，影响他们自己去行动。

量入为出的人，对自身的处境往往比较满意，他可以通过不断积累财富实现有的处境日渐好转。当生活日渐好转后，他便可逐渐地摆脱过于节俭的生活状况，慢开始享受生活。他在追求安逸与享受的过程中饱受艰辛，因此在生活日趋美好的时候，他也会倍感幸福与满足。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稳定生活，他安于现状，不愿意激进冒险。只有在万般周全时，他才会探求新的事业或计划。他从不会因生活所迫而贸然行事，相反，他总会冷静思考做事的后果。

谨慎之人不愿包揽任何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他只做好自己的事，从不对他人横加干涉。他也不会对他人指手画脚，更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不同于那些希望通过干涉他人的事务来彰显自己的人，谨慎之人只想做好本职工作。他瞧不起拉帮结派，不愿意介入党羽之争，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也兴致索然。但在特殊情况下，他也不拒绝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但他并不会借此玩弄阴谋以在政界获得一席之地。 与其亲自管理公共事务， 他更乐于让真正贤能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究其根本，谨慎之人内心更渴望的是在有保障的安定生活里怡然自得，而非看似成功的浮华虚荣，更不是完成看似最伟大、最高尚的行动所带来的无上荣耀。

总而言之，谨慎是这样一种美德:在指导人们关注自身健康、财富、地位和声誉方面，它具有重要的意义且较为受人欢迎，但它却永远算不上是最珍贵、最高尚的美德。它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却似乎难以得到由衷的爱戴或赞美。

相对于仅仅关注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声誉，如果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更为崇高，那么相应的明智审慎之举往往也会被称为谨慎。从伟大的将领、政治家和议员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谨慎的影子。由此可见，谨慎向许多更伟大、更显著的美德，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神圣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最高级而又完美的谨慎，必定体现在艺术、才干以及所有得体的行为中。它必然意味着理智与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也是智慧与美德的完美融合。如同伊壁鸠鲁学派的智者一般， 学院派和逍遥派智者的性格中，也普遍具有这种高级的谨慎。

对于纯粹缺乏谨慎之心，或者说缺乏自我关心能力的人，宽宏大量之人都会给他们一定的同情:而感情不够细腻的人，则可能会轻视他们，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招来愤慨与厌恶。然而，这样的人一旦沾染其他恶习，就会变得臭名昭著、为人不齿。正如一个狡猾的小偷，天性机敏，这种机敏虽不能使他免遭猜忌，但却能使他免遭审判与刑罚，得到本应不该有的纵容。而愚笨之人，由于缺乏这种机敏，往往在劫难逃，成为人们憎恶、轻视和讥讽的对象。在重大的罪行时常免遭惩罚的国家里，人们早已对暴行司空见惯，不再恐惧。但在切实施行正义的国家里，情况则恰恰相反。在这两种国家里，人们对不义之举持相同看法，但对不谨慎却各抒己见——在 施行正义的国家里，愚蠢的行为等同于罪大恶极，而这显然不同于前一种国家。在16世纪的意大利，上层人士对于暗杀、谋杀甚至雇凶杀人早已习以为常。恺撒·博尔吉亚曾邀请四个邻邦小国的君主到塞内加各利亚参加友好会盟，等他们一到就把他们统统处决。即使在罪恶年代，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也会遭人谴责，但在当时，恺撒.博尔吉亚此举除了让其声誉稍微受损外，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若干年后，恺撒·博尔吉亚的垮台也是由于其他原因，与此事完全无关。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公使——马基雅维利，在这桩罪案发生时，正好住在恺撒。博尔吉亚的王宫里。他以极其简练优雅而又质朴的语言，对此事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他态度冷漠，钦佩恺撒·博尔吉亚的残暴与虚伪，对杀死他国君主之举毫无愤慨之情，相反，他还鄙视受害者的愚蠢弱小，并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同样是施行残暴与不义之举，伟大的征服者常常得到人们的赞美与惊叹，这是多么荒唐!然而，小偷、强盗、杀人犯则受到了人们的蔑视、憎恶和畏惧。正所谓成王败寇，虽说前者的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后者，然而一旦成事，前者所做的一切便都成了义举，而后者的所作所为，则被看作卑贱之人才会犯的愚蠢罪行，因而受到人们的憎恶。二者虽然都施行了不义之举，但在愚蠢和不谨慎方面却相去甚远。卑劣的智者，往往因为谨慎之举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尊重，卑劣的愚者往往因为不谨慎之举成了人们憎恶、蔑视的对象。显然，谨慎与其他美德相结合，构成了最高尚的品质，而不谨慎同其他恶习相结合，构成了最卑劣的品质。

——聂震宁

现在谈阅读很热，可是有朋友见面时发表感慨:读书是好，但时间不够用，连拿起一部长篇小说的决心都难得下。

时间，永远是读书的重要条件或者障碍。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发展的空间。” 现如今，好像到处都在抱怨时间不够用。成年人为谋生、为事业匆匆忙忙，未成年人为.上学、为升学慌慌张张，于是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方式、急促的生活节奏充满抱怨，认为是人口爆炸、就业困难、住房紧张、信息爆炸、资源枯竭、金融危机，如此等等，使得现代人失去了读书的时间。

于是人们就向往古代文人那种自由自在读书的情状。其实，古人读书治学一样也会遇到时间问题。晋朝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勤奋是古今闻名的，许多人读过他临池练字以致水池成墨池的典故，而他经常利用饭前饭后时间来练笔的故事，大概知道的人并不多。东汉末年学者董遇“学以三余”的典故也流传至今。董遇少时家贫，父母双亡，与兄长靠采野谷物为生，就这样还随身携带书籍，劳作间隙读诵诗文。董遇成名后，不少年轻人前往拜师。他指着一些典籍说:“必当先读百遍。”年轻人就说没时间。董遇便道出自己的时间观来:“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住“三余”时间读书治学，成就了这位给皇帝授课的著名学者。

这些前人惜时苦读勤学的典故还算是比较优雅的，远没有“悬梁刺股”一类那么奋不顾身。社会提倡全民阅读并没有想过要谁悬梁刺股。全民阅读应当主张全民阅读快乐。然而，即便是快乐式阅读，倘若没有把握好时间，也是没有办法去读的。正如鲁迅所说的:时间是挤出来的。

据国民阅读调查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2011 年中国人均图书阅读量是4.3本，韩国是10本，俄罗斯超过20本，以色列最多，超过60本。也就是说，中国人读书量还不及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人们常说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何至于中国人就如此没有时间读书?莫非中国人生活的压力、时间之促迫到了找不到时间读书，其难度远远超过以色列及其他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国家的程度?

说白了，哪里有兴趣，哪里就有时间。对看电视有兴趣的人，过去可以一直看到屏幕蹦出“再见”，现在则可以不停地换台到睡着。对麻将有兴趣的人，几个人可以夜以继日去搓它，时间便在这搓麻声中大把流逝。对上网感兴趣、对微博有兴趣的人，不仅从此不看书，甚至连博客都不看了。于是国民阅读调查部门无奈中干脆把上网、手机微博也算上国民阅读率的主要数据，用这种新型阅读来证明阅读率不降反升。对于这样不加分析区别的统计我一直 是保留意见的。我坚持认为，倘若人人都以如此阅读为快乐、为正常、为主流、为希望，国人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则大有朝着道听途说、鸡零狗碎、简陋浅俗方向加速发展的危险。

要保持好自己的读书时间，确实有些不易。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到处都能听到时间不够用的抱怨。窃以为，能不能保持好读书的时间，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爱好读书。曾国藩有一段关于读书的议论值得玩味。他在致兄弟的家书里写道:“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我们]所讨论的读书虽然算不上那种“发愤自立”的读书，充其量只是个人心性趣味修养的阅读，然而，道理却是一致的。 志趣是一个人学习、阅读的原动力，只要读书成为我们]的爱好，那么，读书的时间总是找得到的。

在一个和谐社会里，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选择。生活中，要做什么一般就有做什么的理由，就看你想要什么。正如有人说的，前进，有一百个理由，后退，也有一百个理由，就看你到底要前进还是后退。读书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时间只是不想读书的借口之一”。

早年间，在农村当插队知识青年，书读与不读完全看个人。那时候，劳动再累，肚子再饿，只要拿到好看的书，还是要去读。读着读着，不想放下，就可能借口病了逃工在家接着读书。其间有一阵子公社查手抄本，我们还千方百计去跟人借手抄本，偷偷摸摸地读。

后来我到了文化机构工作，工作以写作为主，写作起来昏天黑地，闲下来读书，读起书来也昏天黑地。自从20年前做了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也就没有了昏天黑地读书的自由了，因为正常情况下每天得上班。虽然阅读的总量不曾减少，但大致分属于两种性质。一种是为了编辑出版工作研读、审读，以及浏览图书或者书稿;另一种则是原先为了个人爱好进行的阅读。如此一来，读书时间也要有所分配。前一种阅读主要放在工作时间里进行，后一种阅读则只能见缝插针。

我个人的读书时间主要在清晨。清晨读书，实在妙处多多。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晨曦初露，空气清新，周遭静谧，身心轻捷，头脑清醒，读几页好书，感受一份高尚的情感，认识一点生活的道理，享受一段淳朴的语言，与古人、哲人、贤达之人在书中相遇，为书中一个小小的幽默发一点微笑， 为一个新的惊奇发现轻轻慨叹，为一个新的领悟而得意，人生中宠辱暂忘……实在是一个好日子的开始。

正因为清晨读书有如许妙处，所以我喜欢晨读。既然喜欢晨读，则比较注意选择适合晨读的书。首先要读自己喜爱的好书。文史读物、人物传记、长篇小说，甚至一二短篇小说， 三四美文，皆是我之所爱。有时也会迫于无奈，阅读那种因急用而必须先读的书，有些还是自己不喜欢的书，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但只要得空，我还是要读自己喜欢的书，因为晨读将影响全天生活工作的质量。清晨如能以清纯的心境读书，是人生快乐的事情;而清晨如能以清纯的心境读到上品之书，则人生的这一快乐便有了更大的保证。

说起读书的时间，忽然想起了中央电视台曾经有过的《读书时间》节目。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一套曾有《读书时间》节目在晚间播出。节目开宗明义就是为读者寻好书，为好书找读者，在写书人、出书人、卖书人与读书人、藏书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费孝通、王元化、金庸、聂华苓、余光中、席慕蓉等许多海内外大家，应邀相继到节目中与主持人交谈，与嘉宾、观众交流。节目还安排著名演员、播音员朗诵图书片段，又有外景拍摄、趣味解说、情景再现，看得出来，制作人既想保持文化品位，又在挖空心思贴近生活，希望读者读有所得。可是，因为收视率问题，2001 年7月节目被转入央视十套科教频道。再后来，大约是2004年，央视的收视率末位淘汰制度终于终结了《读书时间》《南方周末》报还专门就此有过题为《“读书”没有“时间”》的批评性报道。

作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国家电视台都不能给全国读者留一个读书时间，有时还在新闻或专题节目中热情提倡全民阅读，岂不是有点儿南辕北辙吗?尽管收视率不行，那就少赚一点，把这个节目当成公益性宣传节目，让全社会读书的人有一个公众读书交流的时间，让人们以读书为荣，让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的人偶然间也受到一些正面的影响，产生读书兴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