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一些。二十岁出国时，对法文的知识只会比你现在的俄文程度差。到了法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十个月以后开始能听几门不太难的功课。可见国外学语文，以随时随地应用的关系，比国内的进度不啻一 与五六倍之比。这-点你在莫斯科遇到李德伦时也听他谈过。我特意跟你提，为的是要你别把俄文学习弄成“突击式”。一个半月之间念完文法，这是强记，决不能消化，而且过了一响大半会忘了的。我认为目前主要是抓住俄文的要点，学得慢一些， 但所学的必须牢记，这样才能基础扎实。贪多务得是没用的，反而影响钢琴业务，甚至使你身心困顿，一空下来即昏昏欲睡。这问题希望你自己细细想一想， 想通了，就得下决心更改方法，与俄文老师细细商量。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倘若你目前停止上新课，把已学的从头温一遍，我敢断言，你会发觉有许多已经完全忘了。

你出国去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大概和我二十六年前的情形差不多，就是对所在国的语言程度太浅。过去我再三再四强调你在京赶学理论，便是为了这个缘故。倘若你对理论有了一个基本概念，那么日后在国外念的时候，不至于语言的困难加上乐理的困难，使你对乐理格外觉得难学。换句话说:理论上先略有门径之后，在国外念起来可以比较方便些。可是你自始至终没有和我提过在京学习理论的情形，连是否已开始亦未提过。我只知道你初到时因罗君患病而搁置，以后如何，虽经我屡次在信中问你，你也没复过一个字。现 在我再和你说一遍:我的意思最好把俄文学习的时间分出一部分，移作学习乐理之用。

提早出国，我很赞成。你以前觉得俄文程度太差，应多多准备后再走。其实像你这样学俄文，即使用最大的努力，再学一年也未必能说准备充分——除非你在北京不与中国人来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国人堆里。——但领导方面究竟如何决定，最好请周广仁或别的比较能参与机密的朋友时时探听，让我们早些知道，早些准备。

恩德那里无论如何忙也得写封信去。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不仅对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说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待朋友不能如此马虎。生性并非“ 薄情”的人，在行动上做得跟“薄情”一样，是最冤枉的，犯不着的。正如一个并不调皮的人耍调皮而结果反吃亏，一个道理。

德伏夏克谱二册收到没有?尽管忙，写信时也得提一提“来信及谱二册均已收到”，不能光提“来信都收到”

一切做人的道理， 你心里无不明白， 吃亏的是没有事实表现;希望你从今以后，一辈子记住这一点。大小事都要对人家有交代!

《阅读的艺术》

之慢阅读与快生活

今天我是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读书比较慢的人。据说这是心智发育和阅读能力不强的表现。这也没有办法，从小时候起，我就读得比较慢。只有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下我才会读得比较快一些，譬如，借读的书被限定了很短的归还时间，在书店或图书馆选书只能快速浏览，再就是当期刊编辑初选稿件时，有许多稿件只能被浏览，还有就是对不值得读的书，快速翻下去了事。除这些之外，只要是正经读书，我总是比较慢。想起人人称颂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之类的读书人，我就自惭不已。

现在国际读书界有一派人正在用力鼓动掀起一个慢阅读运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托马斯教授早几年提出了“慢阅读”概念。他主张细细阅读一本好书， 反对一目十行。他严厉批评学校鼓励学生开展阅读速度和阅读数量的竞赛，认为这是对阅读价值的破坏。他还在课堂上开展慢阅读教学。他鼓励学生回到传统阅读中去——大声诵读甚至背诵， 要求学生“琢磨”和“品味”文字。前不久，加拿大的约翰.米德马还以《慢阅读》为名出版了一本专著， 力挺慢阅读。书中展开慢阅读价值分析，继而把慢阅读引申到作者与读者乃至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待。

国内读书界、出版界近来也出现了慢阅读的呼吁和行动。一个时期以来，从学校到社会各界开展的经典诵读活动，我看就是一种慢阅读的实践。因为诵读必慢，几乎所有的慢阅读提倡者都试图通过诵读来放慢阅读的速度。光明日报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一本童书，书名就叫《慢阅读.最想读的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提倡慢读经典，慢阅读要从娃娃抓起。

作家们肯定都希望读者慢阅读。早在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滥觞时期，苏东坡大学士就曾极力反对直接读雕版书，他坚持读抄本。苏大学土的主张当然可笑，但其中慢阅读的主张也有其合理之处。1623 年，《莎土比亚戏剧集》首次出版，便鼓励读者“反反复复多看几遍”。1887 年，尼采称自己是“慢阅读的老师”。林语堂则更是慢生活包括慢阅读的导师，他的《生活的艺术》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他说:“阅读分两种，一种是公事 上的必要，另一种则是奢侈的享受。第二种才给人几分怡然自得的乐趣。仿佛漫步林中，而不是走向市场。由此而带回家来的，不是一大堆罐头，而是开朗的容颜，满胸的清气。”米兰.昆德拉也专门论过缓慢生活，书名叫《缓慢》。他开宗明义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逛的人都去了哪里?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的流浪汉去了哪里?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地空间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贾平凹前不久出版我认为迄今为止他最好的长篇小说《古炉》后，对记者说，他希望读者慢一点读 《古炉》，不能像看电视剧那样快，否则他会很伤心。平凹说过很多感动人的话，我听了这句话被感动了。

其实，读者才是阅读的主体，更需要认真对待慢阅读的主张。托马斯教授告诉学生，慢阅读能唤回阅读的愉悦，从高品质的文字中找到乐趣和意义。他发现已经习惯在网上快速浏览网页的学生，再次读纸质书竟出现了注意力很难集中的阅读障碍，他感叹道:“我想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目十行中失去了多少。”显然，为了不损失或少损失美好的东西，我们的阅读需要慢下来。阅读如看风景，如尝美食，如山居品茗，如林中散步，匆匆忙忙有何好处?跑马看花一般地泛读，“一日看尽长安花”，倘若不是春风得意又有何好处?这里说的是休闲型阅读。至于学习型阅读、专业型阅读，则更不用说了，要有所得，非细嚼慢咽不可。现在我们要问，人们的阅读怎么就越来越快起来了呢?这个问题几乎都要变成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了。本来阅读乃个人之事，能快则快，愿慢则慢，全看个人心智、秉性、能力特点，以及与所读之书的关系，本无所谓好坏，更无对错。不过，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关乎民族社会精神文化状态，则值得注意和研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说到阅读， 许多人常常在第一时间要追问出版界。“书出得太多太快”，这是普遍的埋怨。“书出得太粗太烂”，这是常见的责难。“书出得太容易，如今是人都要出一本书”， 这是听了让人都笑不起来的笑话。出版界也经常发布类似多少小时快速编辑出版一本书的神话故事，还真配合了这些埋怨。除非特殊需要，否则萝卜快了大体是洗不干净泥巴的。近日发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宣布，2011 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7万种，较2010年增加4.1万种，增长12.5%。要知道，2002 年还只是10万种多一点。大体是坐实了“书出得太多太快”的埋怨。但是，紧接着就要有一个数字的说明， 即重版重印图书16.6万种，较2010年增加2.3万种，增长16.2%。有越来越多的书得到重版重印，说明书出版后通过读者和市场的检验，还有再印的价值。再说句公道话，出版界书出得再如何多、快、粗、烂，读者也还是可以不读、少读和慢读的。书读得慢与不慢，似乎不能直接怪罪到出版界来。

说到底，快阅读、快出版还是与快生活有关。试问，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市场网络化、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以至于人口爆炸，世界变得平坦，快鱼要吃慢鱼，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哪里还容得下慢阅读、慢出版乃至一切应当慢下来的事情!

于是，慢生活的主张应运而生。国际上有了慢城评比活动。江苏高淳的慢城建设正引起广泛兴趣。我想，慢城应当有慢阅读的倡导。慢城有出版社，应当要求出版人把书做得慢一点，精细一点，优雅一点。慢城的作家也要写得慢一点， 从而写得好一点。由此想到，当今时代，慢城也好，快城也好，都需要认真琢磨一下关于慢的科学理念。又快又好固然好，可一旦好不起来则宁可慢一点下来，总之以好为要。至少阅读和出版应当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