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送公粮与送公猪

石乾华

计划经济时期，为给城镇居民和工矿企事业单位的人们提供足够的口粮和副食品，国家给农民下达了粮食征购任务和副食品生产任务。农民每年首先将自己种植的粮食和养的畜禽（蛋）交完政府分配的任务后，才能自己分配受用。往往是完成国家的任务后，农民自给却成问题，还得依靠国家的返回物质求生存。笔者经历过那个时代，见闻过送公粮和送公猪的故事。

每季粮食收割打晒后，生产队就派人筛选颗粒饱满的送到粮站完交征购。不仅要送稻谷、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还得完交高粱、大豆、豌豆、胡豆等杂粮和副食品任务。

早期时候，一个区公所辖区才建一个粮站，几个公社集中向粮站交粮食。秋收季节的晴好天气日，社员们就赶紧翻晒筛选粮食送粮站，乡间路上到处能见担挑背驮送公粮的人群。粮站更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送公粮的人们络绎不绝。有时一个粮仓排几百米的列子等待入仓。

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方便，送公粮全靠肩挑背驮，路程远的社员得起早摸黑的赶路。有的公社社员送公粮要走几十公里的路，爬山涉水，挥汗如雨地将收割的粮食虔诚地送到指定的粮站，期盼能够顺利入仓，能够打个好等级。决算的时候得到应得的分配工分。遇到苛刻的粮站保管员，对送来的粮食挑肥拣瘦，如干燥度不达标，颗粒不饱满，稗颗粒多等等理由，那就麻烦，要嘛得挑回去重新晾晒，重新筛选，要么得自己想办法在附近找晒坝处理，重新入库。所以，那个时候的粮站管理员的权利比现在的乡长书记的权利还大，明智的生产队长在送粮时会买几包时髦的香烟贿赂保管员，以便顺利交割。

那年月的老百姓很辛苦，送公粮这事也真的不容易。笔者家乡的山沟里有一条通往区粮站的乡间小路，每年的秋天都有成批的社员从这条路上挑粮去粮站。由于这条路在山沟里七拐八弯，过沟上坎，坡陡路滑，单行都困难，挑着百十斤的重担就更加艰难。时有体弱者，经验欠缺的送粮人将挑的稻谷翻到在沟、坎下的草丛里，没有清扫工具，只好沮丧着将满是渣渣草草或泥沙混杂的粮食简单收集，褪下衣服包裹着继续挑担前往。这样，一天的工分大打折扣不说，回去得勒紧裤腰带赔损失。这种地利也给我们住地居民提供捡便宜的机会，小时候见到有人撂翻了担子，趁挑担的离开后，提起扫帚撮箕，赶起鸡鸭去清理残局。把颗粒谷物与泥沙苲草一起刮走，拿到河水里筛洗晒干，收获几斤几两，满是喜悦，像“守株待兔”一样心存梦想，希望有更多的挑粮人倒霉，却不晓，这幸福是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除了送公粮，送公猪也是农民必须完成的征购任务。那个年代，上级会给每个生产队下达生猪交纳任务。一些生产队除集体饲养，也给社员家庭分配饲养任务，当年我家就分配一头育肥猪任务。小猪仔由生产队的饲养场提供，要求年内要将十来斤重的猪仔饲养成达标的肥猪，送区食品站交割方可领取饲养的劳务工分，年终分配口粮。

生活困难的年月，人都腹不裹食，哪来粮食喂猪？猪儿只有吃坡上的野草，唯有的营养就是人吃食后的洗碗、洗锅水，俗称“潲水”。猪儿缺乏营养，涨势慢，莫说肥骠，就是长重量也慢。有一年，领回的猪喂到半大，突发疾病，不吃不喝，急的一屋大小团团转，好不容易请到兽医医治好，康复中几个月不见长，看着别人家交了公猪，算得分口粮的工分，一家人望着那不争气的猪宝贝忧心忡忡。交不了租，不仅得不到饲养的工分，还得再养一年空猪。无奈中母亲做了决策：向富裕点的亲戚借了几十斤包谷，到邻近生产队的磨面房赊了50斤麦麸，一家人省吃俭用，筹合着满足公猪的营养。

赶在年前终于将领养的猪喂到50公斤，达到食品站最低收购标准，完成生产队分配的劳动任务，领到600工分的劳动报酬，年终决算才担回一家赖以活命的口粮。

到食品站送公猪的场景与粮站送粮食的场景相似，个中情节更加心酸。养猪人将好不容易养大的猪恭恭敬敬送到食品站，食品站的收购人员却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只有刮毒的火眼金晴。送猪人将生猪抬到食品站的广场，像赶集一样牵着猪在坝子里等待采购员来相。采购员好不容易露一次面，围着广场转来转去，相中那头猪骠肥，肚子里的屎尿拉得差不多了，才矜持的用专用剪刀在猪颈项打个记号，养猪人才有资格将自己的生猪拉到磅秤前过称交票。

如果你饲养的猪骠不肥壮，和剪骠口的采购员关系不到位，那你就只好漫长地等待，从早到晚，不管暑热寒冷，你得耐心的乞求他开恩剪骠。一旦他收购任务满员，或真看不上你的货，你只好费时费力将猪弄回家再饲养。

送公猪的另一种方式是交猪肉。社员自己饲养的肥猪必须到食品站或食品站设点的地方宰杀，屠宰后社员只能分一半猪肉，另一半必须按挂牌价卖给食品站。自己辛苦养的猪却吃不全，只是猪血和下水（肠、肝、肚、肺）留由自己享用。如果享有食品站颁发的“屠宰证”，俗称“宰杀证”准予，可以吃个“全猪”。一张薄薄的“屠宰证”黑市上卖50元一张，相当于大半个猪的肉价。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民间私自宰杀生猪的现象。个别胆子大的社员，不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喂养的猪肉低价卖给国家，就悄悄的私自宰杀。当年私宰生猪是违规、违法的。私宰生猪会冒很大的风险，一旦被公社、大小队发现，轻则没收猪肉、罚款，重者进“学习班”改造或在群众大会上批斗，游街示众。所以，宰杀生猪都是秘密的，且多在夜间进行。杀猪的方法也五花八门，有的先把猪一棒子打晕再放血；有的先把猪嘴巴用铁丝绑住再下刀；有的则将猪反吊在屋梁上，下面将猪头捂在水缸里捂杀。更有甚者用老鼠药毒死生猪。目的一个，尽量不让被宰杀的猪嚎叫，招来干部或民兵的捉拿。为了多吃点肉，冒着挨批斗的风险也有人去闯这个红线。

笔者曾见一违反生猪宰杀规定的杀猪匠背着猪肉，胸前挂着杀猪刀和“私宰生猪犯”的吊牌被基干民兵押起满街游行示众。如果是年轻人参与私宰生猪，政治生命就将受到严重影响，升学、参军，找工作政审就是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上升，农副产品丰富，农民富有，国家富强，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向国家送公粮和交商品猪融入市场经济范畴，垄断经营的国营粮站和食品站在改革大潮中退出特权领域，集体送公粮，送公猪，已成历史记忆。

（作者单位 石乾华 武胜县政协文史研究员）